《陆丰文史》第十二辑

探秘青塘军话

发布者:lfxcw 发布时间:2015-07-31 17:05:23 阅读:7,036字体: | |

梁水良

始建于明朝初年的碣石卫所,为了便于来自天南地北的军人的沟通交流而产生的“部队通语”,至今还在我市某些村里流传。

陆丰西南镇的青塘村,所流传的这种“部队通语”,外人称为“青塘军话。”近日,笔者几进青塘村,还赴深圳采访了军话研究专家丘学强博士,弄清了军话产生、流传的来龙去脉……

“碣石卫所”与“部队通语”

“卫”是明代的军事建制。

卫所制度是明王朝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吸取元朝军队的教训,总结军队建设和管理经验而创造的一种新的常备军制度。加之元末明初,海上倭寇猖獗,给沿海地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海防,一方面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另一方面在全国实行卫所制。按“跨县设所,连府设卫”的原则,相继在山东、天津设立威海、天津等卫。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931年)十二月,广东都指挥使花茂,上疏朝廷,“请设沿海依山、广海、碣石、神电等二十四卫所,筑城浚池”,此事被朱元璋批推。于是,“负山阻海,实惠潮二郡门户,又其地有鱼盐之利,颇称饶给”的碣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开启了一个地区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崭新历史。

碣石卫统辖九所,“内曰中曰左曰右曰前曰后五所,外曰甲子曰捷胜曰平海三守御所,寻割惠州卫海丰所隶焉。”

卫、所是最基本的军事编制单位。从卫所指挥使到百户等卫所官员,都是世袭的,称“世官”。卫所里的士兵称“军”,军士也是世袭的。军士及其家属由五军都督府直接管理,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的约束。

据《明史》记载,明代卫所里军人的来源有四类。第一类是“从征”,即原来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包括反元群雄各部的官兵;第二是“归附”,即投降的元军;第三是“谪发”,即因罪而罚充的官吏和士兵,称为“恩军”或“长生军”;第四为“垛集”,即征调平民为军。这四种来源的军人都是世袭的。法律规定军人必须娶妻,以保证“军”能世代继承下去。若无子孙继承,则由其家族中的壮丁顶补。军人设有专门的军籍,称为军户,其子弟称为军余或余丁;将校的子弟则称为舍人。

碣石卫,一下子聚集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官兵,对于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他们来说,彼此交流肯定碰到了问题,于是,一种与周围方言不同而又有点像北方方言的部队通语——“军话”,便在军营里产生。

军话研究专家丘学强博士分析了卫所人员讲“军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从可能性上讲,明代的朱元璋是非常重视“正音”的,这可以从当时的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等“奉敕撰”《洪武正韵》一事可看出来。《洪武正韵》是“壹以中原雅音为定”的,当时的“中原雅音”是朝廷推崇的“通语”。在成员来自天南海北的军队提倡甚至强制说这种话,是很有可能的。这显然类似今天的推广普通话。

从必要性上讲,即使当时的卫所军中并没有一定要讲这种“通语”的强迫性命令,但只要军队中的人不是来自同一方言区,讲“通语”就是必要的,否则官兵之间就没法交际、沟通。这种“通语”,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军话前身了。

当外地人的来源不同,但人数比本地人多得多且生活集中时,势力强的语言会占主要地位,不然就会使用一种大家都懂的“通语”。

这种通语一般会以一种语言为基础,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一些来源不同的语言成分,形成一种带“综合”味道的话。当有必要跟周围的本地人交际时,他们还可以学会当地的语言,形成操双语或多语的现象。“多语”中的一语是带“综合”性质的通语,而不是哪种纯粹的一地语言。

青塘军话的形成和发展,可能就是属于以上情况。因为军队是纪律性、集中性较强的组织,既然来源不同,不操“通语”是不行的。又当时的军人是带家属的,且有“世袭”之法律,故军人家属也有说“通语”的必要,于是使得这种“通语”得以形成、巩固并流传至今。

丘博士认为,“世袭”是军话之所以能传下来的重要原因,只强调“明”而把其他朝代的“军”置于次要位置,就是因为明代军籍制度能使军话传得广而久远,其它朝代不都全带家眷的“流水兵”难以做到这一点。

丘博士强调,军话的语音基础是明代前后广义的“北方方言”,而不是北方方言的某个地方的方言。也许,它较接近于当时以大南京或北京语音为基础的官话,这可能是军话发展至今仍有许多字音与今天的普通话相同的原因。而某些军话带有江淮一带语音特点。

1999年6月,丘学强博士在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上宣读了《青塘军话中的粤语成分》(载《方言》增刊,2000年)指出,并非凡是军话都可以划归北方方言,如其中的青塘军话就含有相对较多的粤语成分,而北方方言的成分却相对较少。

为何会有这种差别呢?答案在于当时的军人在来碣石卫前,曾在粤语区番禺驻扎定居。故来碣石卫后所说的军话保留有较多粤语成份也是顺理成章的。

行文至此,笔者回忆起童年的一件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出特区打工的本村青年娶回了一位粤语区的花都姑娘,他将妻子安置家中后,重又外出打工。由于村人只讲福佬话,婆媳没法进行语言交流,她的家婆遂请我前去做“翻译”,其时,我对粤语也是一窍不通,但在学校曾听老师介绍过军话是一种混合语的说法,跟很多方言都可以交流,于是,我帮她请来嫁在本村一青塘女子,青塘女子用青塘军话与花都媳妇,果然能进行语言交流。

关于军话,还可以从有“军戏”之称的正字戏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

据明嘉靖《碣石卫志·民俗》卷五载:“洪武初年……卫所戌兵军遭有万余人,均皖赣。即不懂我家乡话,当不谱我乡音,吾邑有白字之乡戏,亦未能引其聚观。戌兵散荡饮喝,聚赌情奕,而肇欧斗之祸。卫所军曹总官有见及此,乃先后……聘来正音戏班”。

陆丰正字戏,唱白为“正字”,又称“正音”,即是指其使用的戏剧语言是当时的“中州官话”。“中州”指河南洛阳一带,官话即古代中国封建王朝建立的统一使用的“官场汉语”。正字当时又叫“孔子正”,正字真正的含义在于正音,即是话音的声调是原字调无改变。因为中国地域广大,在大汉语体系中突出问题是南北有不同的声调特点,正如当今北方汉语只有4个声调,而闽南语系却有8个声调。当时为着重照顾南北腔调的问题,便特设“官话八调”并以不变调为正字特点。青塘军话的产生,来源于明时碣石卫军,正字戏是被当时的卫所总兵,为解决卫所官话听不懂地方戏口白而作为军戏引入,这正好给了“军话”创用过程起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明时碣石卫所的“军话”又是如何流传至陆丰西南青塘村呢,这要从当时的卫所屯田制说起。

“大安军屯”与“青塘军话”

由于元末战乱的破坏,明朝建立初期,社会经济凋敝,土地荒芜,国家无法维持庞大的军队粮饷,于是明政府实行一种寓兵于农、屯守合一的卫所编制同世袭军户相结合的军屯制度。

《海丰乾隆志》“明屯田制”载:“屯田之制始于洪武十八年,用祭酒宋讷之言也,然尚未及于惠,至二十八年置碣石卫于海丰,乃拔官军屯种。每卫所官军以十分计之,七分在城,三分留屯,每军承田二十亩,安输细粮六石,每屯实拔军一万一十二人,田计二十二顷四十亩,总小旗各耕牛一,军人二人共耕牛一。正统七年罢,景泰三年复。本县碣石卫九千户所,屯田二十有四。……右所屯田三。大安屯,坐海丰坊廊都,屯田二十二顷四十亩,该粮六百七十三石,原额田二十二顷四十亩,粮六百七十三石。”

大安屯,包括现今的大安、西南两镇及八万、河东镇部分地区,位于陆丰的西北角,属半山区,旧时境内的螺河水系航运发达,唐武德五年曾设安陆县治于陆军乡的环珠寨。陆军乡东面有一古寨叫军寨,传说为唐时驻军所在,军寨东面有大片的农田叫军田洋,传说为驻军军士生活供养田亩。从陆军、军寨、军田洋等有关“军”的字眼看,当与军队关系密切,但究竟是从唐的驻军而来,还是从明时军屯而来,有待深入考证。明卫所的某些军屯点,如屯埔、石坡屯、双屯、大屯、小屯、水屯等至今仍保留屯的名称。

军屯寓兵于农,士卒平时耕种,有事便执戈御武,其有利之处在于,一方面可将军队平时的农业劳动所得充军粮,借以减少军饷的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土地丢荒。

青塘黄氏先祖当年是从碣石卫分遣至大安屯的。1985年丘学强博士调查青塘军话时阅得该村黄荣本老师所抄族谱,其中有一段记载:“我祖有能公生下五子……当时洪武朱太祖招兵,能公投充改名为王志努扶王随征。及至平定乾坤,建都金陵,洪武二十七年调能公到惠州府海丰县(今海陆丰二县)建立碣石卫。当时都司花茂督造卫城,旗军九千余,地狭军多,抽出海丰所一千余,平海所一千余,捷胜所一千余,甲子所一千余,其余五千由能公在碣石操守。以后正统年间此军役付三子润、杰、政管辖,操守卫所。能公年老回广东番禺两潭村。长子润,字永兴……永兴公由碣石卫移大安屯,共生六子……嘉靖元年立籍海丰县坊廓都青塘乡。”

2004年丘博士再次到青塘调查,又阅得八十岁老人黄智督所存族谱,与上述族谱大同小异:“本户祖军王志努军军在大安屯上伍……明世祖考讳有能公自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两潭村,特授碣石卫千户,生下五子……祖讳润公,字永兴,公自番禺县随父在碣石卫军,迁居以来,在陆丰即立我青塘乡开基建业。”

查《陆丰县志》,未见“王志努”或“黄能”,但所述“卫所”军户之事当可信。在大安、西南等地还有黄、王同宗的说法。大安磁西乡王厝村与青塘黄氏族素有传统友谊。该地宽塘垅还有始建于明代的青塘黄氏先祖墓园。嘉靖元年立籍青塘,距洪武已有一百多年,这段时间黄氏家族是否仍是“军籍”?族谱中也没有反映。不过,丘博士认为:族谱中所出现的“千户、总旗、卫、所、军”等字样仍可证明他们的确与明代卫所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笔者查阅了《海丰县嘉靖志》“屯田”部分,有如下记述:“二十一年设惠州卫及各所。二十七年,制以番禺、南海、顺德三县民粮偏军,选南海诸卫所原军充总小旗,部成行伍,调隶左右中前后五所,营于南郊外,是年以后立碣石卫及各所,统军如制。”值得注意的是“选南海诸卫所原军充总小旗”一句,既然有此先例。碣石建卫时青塘黄氏先祖是从番禺选调至此,“充总小旗”而派往大安军屯的可能性较大。小旗职位较低,志书未予记载也是可能的。

明宣宗以后,由于朝廷政治腐败、土地兼并、战争频繁,军屯遭到严重破坏,军士大量逃亡,军事卫所制度也随之走向衰弱。兵屯逐渐由军向民转变,原军队建制变为村寨。据现在陆丰龙山中学工作的青塘人黄荣溪老师介绍:青塘村历来耕作的田地范围较广,拥有的耕种面积在附近村镇人均比例最大,西至西南的西山、石艮诸村,甚至在大安镇内的磁西、东七、东莞等村都有他们的田地。在旧社会,青塘乡几乎与附近村镇都发生过土地纠纷。这是否源于明时军屯解散遗留的历史问题?因为军屯散了,军垦之地权扑朔迷离,青塘黄氏先祖利用曾在大安屯当小旗职务将部分屯田占为己有,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惠东境内,还有一处较为有名的军话点,这就是平海。平海,明时属碣石卫所辖,以甲子、捷胜、海丰并称碣石卫的外四所。如今,外四所只有平海才传承军话了。平海军话的特点是北方方言成分较多,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年驻守平海的军人大多是“谪发”,即是因罪而罚充的官吏和士民的所谓“恩军”,他们大多来自北方。有趣的是与青塘一河之隔属大安镇的坎石潭也讲“平海军”。据当地人说是由他们的四世祖玄山公太之妻向氏妈传下来的。玄山公太原籍今揭西,讲客家话,因长年外出,由向氏妈管家。向氏妈少年时在平海生活长大,只会说平海军话,其后裔也因而学会并流传平海军话。坎石潭人均姓汪。据考传至现在已是第十八代,以每代二十五年计算,向氏妈当是生活在明末前后。她原籍陆军乡环珠寨,据向氏族谱记载,向氏族是在明中期由福建迁至环珠寨的,来之前是否属军籍现在已难以考证。但据考坎石潭向氏妈的先祖与明代“军”及“军话”有着渊源关系。

既然讲“军话”的人与“军”的关系密切,丘博士认为,“军话”的“军”是正确的。也就是说,“青塘军话及坎石潭军话”即明代卫所中“军户”所讲的话。

“学者观点”与“语言申请”

青塘军话,何以几百年来一直流传?这源于青塘人特殊的“乡规民约”。据原大安中学黄华伟校长介绍,旧时村里曾有不成文的规矩,青塘人在家里是必须讲军话的,即使是外出,家乡人之间彼此也要用家乡话进行交流。旧时私塾教师到青塘教书,一定要先过军话关,因为课堂传授必须用军话。另外,外村嫁入女子,必须在4个月内学会军语,否则便会遭到族中长辈的数落甚至赶出家门。虽然青塘人自觉保护军话的承传,但丘学强博士对军话的生存状况表示担忧。他甚至得出“军话已经濒危”的结论。

其理由是:

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看,军话一般处于其它方言的包围中。陆丰碣石镇明代是“卫”的所在地,现在只有少数几个老军户家族在祭祖时会用军话音念祭文。甲子、捷胜、海丰、平海四个外所,如今也只有平海一处讲军话。陆丰青塘附近的安安村(又称马鞍山)、大安旱田新村本来也流行青塘军话,但近年来,除了很少的几位老人外,其他的村民已经不说军话了。可见其消失速度之快。

从语言自身的角度看,各不同点方言的人数则大多只有几千或一万多人,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人(如坎石潭、旱田新村军话)。在其它有几百万、几千万人说闽、客或其它方言的包围下,“濒危”是很难避免的。

就陆丰而言,青塘和坎石潭仅以螺河相隔。在它们的周围,西南镇屯埔乡、西南镇墟内讲客家话,溪云乡的一部分、深坑乡、黄塘乡讲福佬话。坎石潭所在的东七乡基本上也都讲福佬话。青塘、坎石潭、大埔、安安、两军等军话点,正好处于福佬话、客家话交界或混杂的西南、大安、河西等镇–再往北是一大片的客语区,往南、往东则是一大片的闽语区。

就各军话区周围的方言分布情况看,丘博士认为上述军话点大多可以看作是具有“方言岛”性质的话。

丘博士还认为,由于大部分操军话者大多说多种方言或普通话,加上与周围说其它方言的人通婚历来比较普遍,因此,军话中其它方言的成份日益增多,各种军话本身原有的特色在其它方言的影响下也已逐渐减少,这种情况在两军村军话中较为突出。丘博士在调查儿歌、民间故事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年轻人除了所操方言本身已与老一辈有许多不同之处外,能唱或念军话歌谣的人已越来越少,不少人一首都念不出来。有的地方甚至连中、老年人也没能提供任何像顺口溜之类的语言材料。这种文化传承上的断裂必然导致方言成份的迅速减少和改变,甚至也可以说这已经等于是军话成分的部分消亡了。

目前各军话点已很少有人能把军话与明代的军户联系起来,过去那种以军户的身份和会讲军话为荣的心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多数人不知道“军”的来历,只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乡下话”,“荣耀”的感觉正在逐渐减弱。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军话区出外谋生,从外出者的情况看,他们的子女都只是在家里与父母或其中的一方讲军话,已经没有继续讲军话的大环境,纯正的军话将难于保留在他们的口语中。

深圳市的大鹏话也有人称为军话。不过,经丘学强博士调查研究属于客、粤混合语,本地及周围的人只称“千音”而不是“军话”。他认为,虽然说军话与明代的卫所制有关,但是却不能反过来说在明代“所城”所在地所说的方言就全都可以称为“军话”。虽然如此,深圳市却有文章认为大鹏话是可以作为口头文化遗产申请的“军话”,有重大意义。与之相对照,真正的军话流行地区的政府部门是否更应该重视对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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