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丰文史》第十一辑

陈甦、陈前历史回顾

发布者:lfxcw 发布时间:2015-07-31 16:38:49 阅读:5,643字体: | |

徐茜

近读史式先生《从宋太祖的“誓碑”说起》一文(载《同舟共进》2002年第10期第37页)感慨良多。文章谈到:“史书记载:宋太祖在太庙中立了一块“誓碑”。碑上说“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就是说:要礼遇士大夫,士大夫做错了事,说错了话,也不能叛死刑;特别是要保护“上书言事人”(也就是大胆进言者,提意见者,提建议者),就是说错了,提错了,也绝不能杀头。宋太祖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不仅他自己这样做了,他的子孙也这样做了。至少终北宋之世,100多年中没有杀过一个“上书言事人”。

文章接着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些话人人会说;‘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道理人人都懂:为什么文字狱花样翻新,连绵不绝,为什么‘上书言事人’一再被杀头,不仅人头滚滚,而且株连九族,株连十族!1000年前已经能够做到的事,为什么后代反而做不到了?难道人类的历史在某些方面竟然是倒退了,而且是大踏步倒退!”

果不其然,曾几何时,陈甦、陈前兄弟二人不就是因为上书言事和受株连而导致灭顶之灾吗?

那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六年间,陆丰县总工会主席陈前根据当时陆丰地方的工作情况和干部情况向中央写过一次报告。报告原稿因陈前已辞世,散失无存。日前我在整理陈甦(我的已故丈夫,是陈前的哥哥)遗墨时,发现陈前在1974年间有一封给陈甦的信,信中有涉及1956年间他给中央上书言事的动机、目的和主要内容,以及就上书中央问题对个人思想认识的剖析等等,这里仅就有关部分摘录如次:

兄:

…………

一九五六年,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促使我直接向中央写一封信?当时的陆丰情况是:各项工作处于落后的局面,某些区乡出现严重退社,领导脱离群众,干部队伍之间的关系紧张(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不团结),地方干部受排斥,产生不安心在本县工作,外来干部存在居功骄傲,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都直接使党在陆丰的事业受到影响。

当时在我个人思想来说,出发点希望上级党委扭转陆丰的落后局面,使党在这个地区的事业搞得好。当然里面也会夹杂着个人情绪,认为土改整队至土改后一段时间简直是外来干部整地方干部。当时我本着按党章规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把自己的意见,坦率而直接地向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直接反映情况。从干部问题反映出陆丰地区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信中具体指出,二十余名县委委员中地方干部只存在3—4名,而且是一般成员。土改前后全县18名区长受撤职的14名,基层至县级所有单位机关都一律换上外来干部任正职。指出一些长期在革命斗争中与当地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熟悉地方情况,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得力的本地干部被调走。(如江水、吴江、达忠等)反映了受排斥和在处理上打击一大片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在信中在肯定了由部队和南下的大部分干部立场坚定、斗争性强的长处,同时也指出小部分外来干部存在居功骄傲,认为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看不起本地干部。信中具体提到如交通科长领着高工资整天溜大街,不干工作,认为有功,入城图享受。县上会个别干部整天闹着要回北方,不愿在南方上作。也提到县酒厂厂长作风不好,工人反映他特权,动不动说工人调皮捣蛋,用开除作威胁,造成工人反感,干群关系紧张。

记得我在信中曾引用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干部政策方面的某些教导,好像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自己在信中对导致干部不团结关系搞不好,形成陆丰工作落后局面打不开的主要责任这点,我认为是外来干部要负主要责任。信中最后建议中央对此情况望做调查研究。给中央的信发出不久,就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答复函。内容肯定了我所反映的情况很好,有研究价值,待责成有关部门作调查研究,并请今后多作反映等。

现在分析起来,1956年我给中央一信总方面是如实反映情况,出发点是为革命。由于自己经历浅,受革命锻炼的时间短,对党的历史缺乏学习,看问题难免存在片面性,认识上和在某些语气上必然有些不当之处,有些提法需一分为二。如认为海陆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党在这个地区培养出不少干部……这样的提法是否带有地方主义情绪呢?等等。

然而,俗语说“告官如打虎”,自己只凭热情向中央反映情况,未考虑到越级揭发问题,将会产生的效果怎样?丝毫没有计较到个人的得失。事实是后来中央把信函转到县委,宗派主义者把我看为眼中钉,肉中刺,导致58年他们乘机对我们进行一场严重的打击、报复。在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大胆怀疑”的口号下多少干部吃了亏。这种情况,在广东若干年来恐怕不是个别现象,海陆丰的老干部几乎垮了百分之九十。

在劳改场时候,当管教干部看到我的申诉报告之后,曾有一位干事(公安干部),对我谈过一次话,他说:作为党的公安机关经常也有责任注意到冤案和错案。他在谈话中具体指出我在信件的某些语气上不够注意。他又向我说明劳动场关于我的档案材料全部是抄来的,没有原始凭证……很明显,58年在处理我时,无限上纲,将我给中央的信和内容作了断章取义,采取部分歪曲词意作为处理材料。联系想到两年前县政工组长(时任县武装部主要领导),在一次县干部政工会议上无指名的指出:有一位受过处理的领导干部如何找他调查家庭成分问题。其实,此人的问题成分不成分关系不大,主要是右派嘛。他在会上讲到这一例子时,回头问了一下专案办公室一位副主任:“他是不是右派?”得到回答:“是”。无疑,58年他们不但把我扣上支持地主家庭反攻倒算,定罪判决处理。而且在处理的内部材料中把我划定为“极右”处理,将我给中央的信,运用某些摘录扣上对党的污蔑和攻击。县政工组长在会上带“警告式”的说,如今后再去找他闹,就给戴回帽子……在此之前,他对我给县委的报告和我给他的信要求调查落实得来的答复是:以政工组的名义说过去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要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假使我给中央一信在某段语气上有错误部分,也不至成为敌我问题,更不能当作极右分子判刑吧!这明显是一起带个人成见的打击报复案件。

……

映 晖

74.5.11

(注:映晖是陈前的曾用名,此信写于陈前给中央上书的18年后逝世前2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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