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丰文史》第十一辑

往事拾零

发布者:lfxcw 发布时间:2015-07-31 16:27:33 阅读:3,152字体: | |

郭司

重温过去  珍惜今天

此文对往事作一些追忆,旨在不忘历史,也供后人借鉴。以求了解过去,倍惜今天,更加振作精神、奋发图强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我于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在陆丰县博美镇三陂村的贫农家里。祖辈几代,家境贫穷,祖父郭月德年轻时因家贫被卖“猪仔”到南洋,在马六甲海峡为“鱼主”打工,拖大网捕鱼,卒于海外。父亲郭宝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参加“赤卫队”,曾参加过攻打碣石卫的战斗。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绑花红”(通揖)而到处避难。一次在内湖圩看戏时被国民党军包围,幸得躲进一间“当铺”藏在床下的一口大铁锅里才避过风险,以后他不敢在家居住,藏在偏僻的岭脚村祖母的外家里,等风波过后一年多,才回到家乡种地。叔父郭宝珍,四十年代初家贫卖身当兵,一去杳无音讯,死于他乡,他没有娶亲,没有后代。我的童年是苦难的,一九四三年大饥荒,我没有被饿死,是因为当时家里只有我是小孩,父母怎么饿也得把蕃茨叶留给我吃。一九四七年我给地主放过牛,十一岁我就帮父亲耕地主的租田,上山割草,农闲时还同父亲一起挑米到碣石赚点挑工钱。那时,我没法上学读书,幸好我的表叔卢大隆在我村教书,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出于对穷人孩子疼爱,加上亲戚关系,他买课本,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个别辅导我学习,这样,我才读了一点书,识了一些字。他称得起是我的启蒙老师。

一九四九年十月家乡解放,在干部的教育下,我参加了村里儿童团,还当上团长,与工作队和村干部一起搞土改八字运动。一九五0年五月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十月参加陆丰县第一次团代会;一九五一年夏季参加博美镇博边乡征粮队。一九五二年春,陆丰龙山中学招考附设初级师范班,由于我渴望读书心切,在驻村同志和村长郭再珠、学校老师的关怀鼓励下,在隆冬腊月的早春二月,我身穿二件粗布薄衣,带上一领破旧被单步行四十多里到龙山中学赴考。考试,那时对我来说,是天大难事,数学,我全不懂,语文,也只懂一些常用字,考试成绩可想而知。论考试成绩,我肯定不会被录取,可一个星期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我被优先录取了,为什么?因为我出身贫农,共产党疼爱贫苦子女,加上我是青年团员。录取就要入学,那时,家里很穷,不能给我入学经费,没有钱怎能入学呢!这时候贵人出现了,家乡的转业军人郭良从转业费中慷慨拿出二元支持我,这样我就带上这二元和村里学校的沈胜旋、许永达等老师给我的旧鞋、旧衣服到龙山上学了。以后我靠人民政府的助学金读完初师班,于一九五五年夏季毕业。毕业就可以分配当公办教师,领取工资,当时我父母亲高兴万分、喜出望外。可这时,惠州师范学校在我班招考二十名毕业生再升入中师班学习,我又想多读几年书,报名参考,经考试,又被录取了。怎么办?去不去?不去吗,可惜,去吗,连路费都没有。这时候龙山中学总务主任卢勉吾,亮出爱心,批给我五元作路费,我乘坐往惠州的汽车入学了。在惠州师范读书三年,人民政府给我助学金,解决了伙食费、学费、书杂费,但日常生活用品等费用还要自己负担,家里没法给我一分钱,我就从每月三十斤大米中节约五斤,转卖给食堂,把钱用来购买日用品,天气寒冷,我向同乡的转业军人郭文韬借件军大衣,白天穿在身上御寒,晚上当被盖。没鞋穿,我在破烂堆里拾双破了底的蓝球鞋穿上。学校一张热水浴票两分钱,我没钱买,天寒地冻,我照样到西湖里洗冷水澡。就这样我在惠州师范坚持读完三年中级师范,于一九五八年五月毕业分配回陆丰任教。

回忆读书生涯,我深有感悟,没有共产党,我就没书渎,同样,没有坚强的意志也不可能读好书。我没有读过正规小学,知识基础薄弱,初师阶段,由于能刻苦学习,学习成绩不断提高,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数学不及格,其它科目的成绩也较差,期末考试科科都及格,第二学期开始,成绩已跃上中等水平,第二学年起,学习成绩已进入全班前列。中师阶段,各科基本都是五分(那时实行五分制)。实践证明,要读好书,老师的教学解惑很重要,但自己刻苦用功更重要。因此,只有爱读书,勤读书,苦读书,才能读好书,才能学有所成,这是硬道理。

毕业参加工作,是人生奋斗的开始。说实在的,我不会忘记党的功恩,也不会忘记关心支持我读书的好人。参加工作后,我把党恩和“人恩”当作工作上的推动力,决心以勤奋工作,争取好的成绩报答党和好人们的关爱,因而在四十年的工作中苦干实干,做出了一些成绩,党和人民也给了我不少荣誉。

一九五八年五月我被派到东海镇第四小学任教,每月工资十五元。第一次领工资时,我给读书时支持过我的几位老师,每人寄出二元,并写信告诉他们,我已毕业参加工作,同时对他们以往的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同年九月调到东海镇第一小学任教,是学校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九五九年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六月受县科委的委派参加广东省科技展览学习班,学习一个月,九月调任东海中心小学副教导主任,下半年被评为汕头地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表彰大会。一九六0年初,受团县委委托带队参加广东省第一次少先队员代表大会,五月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出席全省文教群英会(现享受省级劳模待遇,每月领取劳模荣誉津贴壹佰伍拾元)。一九六一年八月提任东海中心小学教导主任,一九六三年八月提任为该校副校长,同时选为党支部副书记。一九六四年被县教育局树为全县教育战线标兵。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九六七年陆丰两派互斗夺权,我被“靠边站”并被诬为“陆丰小教系统走资派”多次游斗,被造反派个别人乘机打伤,军管会把我送陆丰医院和海丰可塘草医治伤二个多月。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学校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我被“三结合”当了组长(校长),重新领导学校工作。东海中心小学是一所十年一贯制试验学校,是汕头地区重点小学之一。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年,主管学校的教学工作,实践和总结了一批先进教学经验在本县和汕头地区各县推广,得到好评,学校的成绩,我也有一份苦劳。

一九六八年十月,全国吹起公办教师回原籍任教,教师与社员一起记工分风波。十二月我全家搬回家乡,在家乡博美三陂小学当校长,大队革委会委员,爱人陈惠婵在小学当教师,全家靠生产队的工分收益维持生活。在家乡小学,我办起家乡历史上第一个初中班,我和爱人陈惠婵担任主要学科的教学工作。这个班后来出了几个大学生,现在都是各个行业的有用之才。

一九七0年四月,我被调到县教育组(局)工作,我一人负责政工、文秘、统计、仪器管理、食堂总务等工作,还要经常下乡。一九七三年重新成立陆丰县教育局,我任人事股长,一九八一年八月提任为副局长,主管人事工作。在局主管人事十年中,我为陆丰教师做了应该做的工作。主要是:调整了一批教师的工作地方,解决了一批教师子女的就业;为一批教师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输送了一批青年上大学;还与陈水应、陈水香等同志一起兴建教育局办公大楼和局干部职工宿舍大楼,解决了局的办公场所和干部职工长期住房难的问题。当然,这些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但应该有我一份心血和汗水。

一九八二年上半年被借调到陆丰县委组织部工作;一九八三年八月正式调入组织部任秘书组(科)长;一九八八年上半年提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主管基层组织工作。在组织部工作期间,多次被评为县优秀共产党员和县、汕尾市组织工作先进个人。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O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汕尾市和广东省优秀组织工作者。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我是陆丰县人民代表、陆丰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汕尾市人民代表。一九九三年四月被选为陆丰市政协副主席。一九九四年年终评比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奖励一级工资。一九九七年四月因到退休年龄,辞去市政协副主席职务退休养老。

忆往事,不忘过去,看现在,珍惜今天,望未来,前景美好。现在,我和老伴,均是退休干部、中共党员;四个子女和媳妇以及女婿都有工作,其中三人是中共党员,四人大学毕业,二人中专毕业。他(她)们都是工作上的骨干。看到他(她)们茁壮成长,我心里有说不完的喜悦。同时我也期望后代,勤奋学习,努力拼搏,与时俱进,做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这是我的心声。

路过打铁铺

我因公出差,乘坐陆丰往碣石的班车。汽车往碣石方向疾速前进,不觉,碣石到了。因为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到碣石,所以,这次出差,除了公务,还要看看碣石解放后的新变化。我漫步走到玄武山下的新街道,忽然想起这地方过去叫打铁铺,有几间草寮的打铁店,专门打造农具。可现在,草寮的打铁店没有了,打铁铺的对面建起了新酒楼,周围建了不少楼房和店铺。真没想到,解放才十年,碣石的变化就这么大!

触景伤情,往事重现。一九四七年,我十二岁,那年冬天,父亲为粮商肩挑大米到碣石出卖,赚点工钱养家。长期劳累,父亲身体瘦弱,肩挑一百斤大米,已力不从心。为了减轻点负担,同时想把我拉出来锻炼锻炼,以后可以接班,有一天,叫我和他一起挑米往碣石,他挑八十斤,我挑二十斤。从家乡博美三陂村到碣石有四十里路,十二岁的我,来回步行八十里,已经很难受,何况还要肩挑二十斤大米。可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和父亲一起挑着大米出门了,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挑着走,总算快到碣石了,可到了“打铁铺”,我已经力不从心,不能再挑到米街了,坐下来,眼泪直流。这时父亲只能先把他挑的八十斤米挑进米街,再出来把我挑的二十斤米挑到米街。中午,父亲买了一斤小带鱼煮汤吃,嗳呀!真香真甜。这次肩挑大米到碣石,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已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教师,坐着汽车出差,看到了这边陲小镇的新变化,我感慨万千,两个社会两重天,重温过去,珍惜今天,我要加倍努力,创造业绩,贡献自己的力量,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注:此文写于一九五九年,发表在当年的《陆丰报》

恩师卢大隆

卢大隆,陆丰博美大塘乡人。中共地下党员,小学校长,是我的表叔,更是我的恩师。

一九四八年,他在我的家乡博美三陂小学当校长,当时学校只有他一人任教。那时,我十岁,因家境贫困,给村里一富裕农户放牛,不能上学读书,我经常到学校门口听学生的读书声,表叔知道我想读书又不能上学的处境,出于阶级爱和亲戚情,买了小学的语文算术课本给我,利用中午和晚饭后,单独给我授课,我很自爱很认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读完了小学各年级的语文算术课本(当然达不到小学毕业的程度),这为我一九五二年就读龙山中学初级师范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要不是表叔的教诲,我将是一个文盲人。因此,表叔是我的恩师。

解放后党给卢大隆恢复了党员身份,给他离休养老,他的子女也在县城成家立业,他过上安逸的晚年生活。可是不幸于七十年代末被车撞伤,医治无效身亡。对于恩师的死,我十分悲痛,我跪在他的灵前,痛哭流涕,想起表叔我感恩未尽,愿表叔恩师在天堂安息吧!

二元和五元

一九五二年春,陆丰龙山中学附设初级师范班招生,我报考并被录取。那时家里很穷,哪有钱到县城上学呢!正在着急的时候,贵人出现了,家乡在红军部队转业的排长郭良,从转业费中拿出二元,帮助我上学。有这二元,可以做伙食费,我入学了。到校不久,学校发给我足够伙食费和书本费的助学金,使我能读完三年半的初级师范班(春季招生,三年半才毕业)。这二元是我人生起步的钱,没有这二元,我没法读书,我的人生道路又不知道怎么走啊!

一九五五年夏,广东省惠州师范学校在我们五十位初师毕业生中招收二十名中级师范生。我报考被录取。同年八月就要入学,可往学校坐汽车要五元车费,我身无分文,没钱买车票,怎么办?就在为难的时候,贵人又出现了,时任龙山中学总务主任的卢勉吾老师,批给我五元做车费,我坐着汽车往惠州入学了。到学校后学校每月给我助学金,解决了伙食费和书本费。我在惠州师范学校读完三年中级师范,于一九五八年五月毕业分配回陆丰任教。

二元和五元,是决定我人生道路的关键。郭良和卢勉吾两位恩人,都已年老谢世了,他们生前,我未能报答功恩,今天仅以此文怀念他们,愿两位长辈安息吧!

军大衣和破球鞋

一九五五年我被选送到惠州师范学校读中级师范。三年中师期间,政府给我足以吃饭的助学金,但生活用品等费用仍要自己负责,那时家里很穷,没法给我钱用。衣服单薄,冬天难以渡过,这时候,家乡的郭文韬校长,把在部队带回来的军大衣借给我,我白天穿在身上御寒,晚上当被盖,没有鞋,我在破烂土堆里捡到一双破了底的球鞋穿。这样渡过了三个冬天。军大衣和破球鞋,我永远铭记在心里,成为激励我艰苦奋斗的“纪念品”。

我当上了“县委书记”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那时,我在陆丰东海中心小学任副校长,由于派性作怪,我被当作走资派批斗,造反派在东海大街小巷到处涂写“打倒走资派郭司”的大标语。有一天,省里公安厅一位同志出差来陆丰,看到这么多“打倒郭司”的大标语,就问学校的刘老师(刘老师和他曾经是同学)郭司是不是陆丰的县委书记,刘老师说,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听后,他哈哈大笑说:小学副校长怎么搞得这样隆重!事后刘老师说给我听,我也哈哈大笑,我当上了“县委书记”。

分地瓜

一九六八年,全国掀起了公办教师回原籍任教与社员一起记工分的风潮。我也不例外,这年十二月,我带着老婆陈惠婵(她也是教师)和三个孩子,从县城回到家乡博美镇二三陂村小学任教,与社员一起记工分、分粮食。一九六九年春,生产队收地瓜时,社员挑了二担地瓜给我当粮食。我的第三个孩子年纪小,体质差,每天老是藏在家里偷吃地瓜,吃多了,肠胃不好,常拉肚子,弄得我夫妇很难堪。

分地瓜的时间不长,几个月后,政府又发工资给我们,公办教师不再与社员一起记工分、分粮食了。回原籍任教,我在家乡小学办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初中班,这个班的学生后来有几个读上大学,现在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回家乡任教,密切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增强了乡亲感情,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一次有意义的锻炼,值得怀念。

两斤鱼丸

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出差到甲子镇,突然在街上有一个人拉着我的手说:“你还记得我吗?”我说:“你是不是胡老师?”他说:“我就是十年前到县教育局找你要求从铜锣湖调到甲子镇任教的胡钦色。”他接着说:“一九七五年,你帮我调回甲子镇任教,解决了我的家庭困难,那时你没有喝我一杯茶、抽我一支烟,更没有饮我一杯酒,这功劳我记在心里,现在,麻烦您等我一下,我到市场上买二斤甲子特产鱼丸送给你,表示我的心意。”说后,他疾步走向鱼市场。不到十多分钟,他拿着一袋鱼丸回来了,送给我,我在推辞不了的情况下,拿出五元还他,他却拉长了脸说:“我收你的钱,我就不买啦。”他连说几句:“这是我的心意。”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我在教育局当了八年人事股长和四年管人事的副局长,在我手头,为解决家庭困难、夫妻分居而调动任教地方的教师不少于四百名,当时调动教师的原则是工作需要和解决家庭困难、夫妻分居相结合。教育局人事股的同志,每年二月都下乡到各中学和各公社作调查,摸清教师余缺和教师中实际困难的情况,六月份做出教师调动的方案,七月份局长会议研究决定。对教师的调动,我们采取困难大的先办,困难小的慢点协商解决的做法,例如东桥公社有两名潮安籍的老师都要求调回潮安县任教,其中一名家在潮安山区凤凰公社,一位家在潮安县城,那时,如果两个人都走,将影响这个新公社的教学工作,我们与公社的有关领导商量后决定分两年解决。谁先走呢,我找这两位老师协商,提出今年让家在凤凰山区的这位老师先走,家在潮安县城的老师明年才走。他们没有异议,这样做,先走的高高兴兴,慢一年走的,留下来那一年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受到表扬。这件事启发了我,办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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