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丰文史》第九辑

《故居留影说明》背景介绍     

发布者:lfxcw 发布时间:2015-07-31 10:52:38 阅读:1,591字体: | |

叶左恕

我村——陆丰县河口乡昂塘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村五百余人有老同盟会员叶唐生、叶子强、叶汉生等三人,数十人参加革命,是全县的革命先进村。在我那益生堂家族中,有大伯叶汉生(字德修,号厚庵,老同盟会员,孙中山卫队营长,粤军统领,因反对陈炯明叛变而被杀害);二伯叶竹平(粤军营长);三伯叶逊庵(国民革命军旅长,被蒋介石撤职排弃)等参加革命。

大革命时期,1927年冬,祖父叶少乾以河口南北溪三约约正身份⑴组织了地主反革命武装,以昂塘村为大本营反对革命,抗击红二师(南昌起义部队)⑵战败,祖父率部投降。1929年秋,堂兄叶佐舜等在河口圩据守益生堂洋楼,抗击红49团,失败。当时的海陆丰首富,大工商业资本家(在南洋有二个工厂),大地主益生堂家族被杀和被俘后失踪的共四代三十余人(含祖父),占家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全村被杀农民二百人占全村人口的40%。全村房屋,除了洋楼烧不倒,全被烧光。这是当时党在幼年时期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造成的,难于避免的,可以理解,容易理解的。昂塘村当时便由陆丰最大的反动顽固堡垒进而成为跟益生堂世代仇共的反动村庄。“四清”和“文革”对我的这些交代材料曾强加我以诬蔑党之罪,要我修改,但我无法改写⑶。

抗战时期益生堂家族内的阶级分化的速度更快了,从而也就发生了政治分化。“五四”运动前出生的年青人,以我大哥叶佐慈(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少将师政治部主任)为代表则跟蒋介石走反动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出生的年青人则跟我信仰马列主义,消除了杀亲之仇的怨恨,叛变地主阶级,叛变祖传天主教,而跟中共走抗日救国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从而带动全村年青一代都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昂塘竟成为全县的革命先进村。有地下党员34人(其中6人在部队参党),地下团员十多人,专职地下交通员24人,参加部队的60余人(其中女11人),参加革命工作的共约百人,约占当时全村人口的20%。其中属于益生堂家族成员的地下党员11人⑷,专职交通员4人,团员5人,参军25人,占1949年益生堂家族人口的22.5%。以自然村为单位比较,上述各种人数都冠全县。全县沿海平原有不少上千人、万人的自然村都一直没有党的任何组织,始终是个“空白村”。昂塘转变之巨大、惊人,由此可见。

海陆丰地下党重建于1937年。海陆丰中心县委和上级党委早就注意到重建陆西北地区的党组织的重要性。1938年、39年曾先后三次从香港、连县、博罗派人回陆西北建党,都没有建成⑸。但县城、陆东南、陆西南等沿海平原地带都早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唯独陆西北广阔山区还是空白地带,这怎么行呢!于是,1941年6月,县委就把我从学校里调回家乡,在中共优秀党员王镜清(王文)的直接领导下担负着陆西北地区(包括揭陆华边区)的“填空白”建党任务。当时,连毕业考试都不让我参加。党对我这个出身于地主反动世家的新党员极为信任。我也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自觉放弃升读大学的愿望。后另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新党员吴佐汉(吴坚)也奉派回乡参加陆西北的“填空白”任务。

我和吴虽出身地主家庭,但却没有辜负党的重托。1941年6月,我一回到家乡河口,就发动青年群众把河口乡中心学校夺过来作为党占领河口南北溪农村阵地的第一个“滩头阵地”、“桥头堡垒”,同时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接着,我又在揭陆华边区的五云地区建起了地下党组织,并向揭阳的良田、河婆地区和河婆中学插花伸展。吴则从南溪中心洋向葫峰八万建立了党组织。

我和吴所建的陆西北地下党一直稳健发展。1944年11月成立了陆西北区委,1945年1O月分设陆西北、陆中区两个区委,后来居上,走在全县的前头。那时全县共设四个区委。到解放战争时期,陆西北、陆中区两个区委的所属党员人数占全县地下党总数的三分之二,输送到部队去的骨干和参军人数最多。我和吴的家乡——河口乡的地下党员近百人,约占全县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是陆丰战斗力最强的组织之一。

我不仅是陆西北(包括揭陆华边)的主要建党人,又是解放战争时期陆丰县海陆丰人民自卫队东北大队的建军人和主要军事指挥员之一。我们的部队游击于全县范围,常和海丰及韩江兄弟部队互相支援,联合作战,节节胜利,健康成长。面对着三千强敌⑹,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到八百多人枪后便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队第六团。由我的老首长吴江(庄岐洲)任团长,把全团(县)党、政、军供给制人员发展到三千人。我转搞政权和军管工作任县常委、副县长、县支前委员会主任。在1949年10月县政府迁入县城之前实际上代行县长职权。对全县的建政工作、群众运动、群众组织及支前工作等等,都能胜利完成任务,成绩良好。

海陆丰能成为支援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主力、支队主力向广州进军迎接大军的“前进基地”,这也有我的一份苦劳。我胜利地完成了和平解放河田镇和陆西北地区以及支前运动等艰巨任务是有一定作用的。

在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中,我所面对的敌人,大部分都是我的亲戚、亲人、同学、世交、教师、同事等人,但我从无循私手软,总要根据党的政策和策略,同他们斗个你死我活。

可是建国后,党在“左”的路线支配下,便完全忽视我在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中的一系列工作表现和对党的贡献,不承认我是个早已彻底背叛地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忠实革命战士。硬是一味凭空从大胆怀疑出发,把我作为“打进来或拉出去”的特务或叛徒的严重嫌疑对象看待。列为中共华南分局系统的十大重点对象之一⑺。但早在1953年党就从敌、友、我三方面查清了我是:“对党做过许多工作,贡献不小”的同志而不是敌人;打入国民党内充当“敌工”人员,是党派遣的,从无给党造成任何损失。可是还难放心,在各个政治运动中还要列为重点对象揪死不放。使我无辜受压三十年(195l—1981年),被“内专”二十年(1959–1979年)。由原来享受地师级政治待遇的华南分局党校轮训班⑻副主任降为只能享受普通党员政治待遇的一般区级和科级干部,长期“限制使用”,不给提级提职。且祸及农民出身的妻子。还把株连面扩大再扩大,惨况如下,今人莫明其妙!

1、我和妻子吴荫的兄弟姐妹们,子侄们全受株连:不许入党;不许提干;不许读高中;不许与现役军人结婚;不许继续当现役军人。被开除或下放农村务农的三人。我和吴荫的两个老母亲也被诬加罪名,取消居民户口,遣送回农村管制……

2、战友受株连者二百余人:有被开除党籍、队籍的、有坐牢的;有死于劳改场的;有妻离子散的。其中出身于益生堂家族的全部战友亲人,即本人是农民、贫民的也无法幸免。

3、受株连的地区有:(1)河口乡(公社、区、镇)虽然在中国革命的四个时期都是陆丰的革命先进乡,广大群众始终跟党走。但由于是我的故乡又是我经常活动的地区。土改整队时,陆丰县委背着本人公开宣布我是“大特务分子”。从此河口乡便一直都在各个政治运动中都被划为“重点乡”,对生产建设从不扶持,人民生活难以改善。

(2)昂塘行政村(大队),在四清、“文革”期间被划为“反动地区”,连全部贫下中农子女都被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同样不许参党入团,不许参军和当民兵,不许升读高中,等等。三个被漏划了的老苏区自然村下屋仔、水游神、飞鹅岗因属昂塘行政村,也被划入“反动地区”范围⑼。北笏行政村因该村朱友南同志问题及他和我的关系问题,也被同时划为“反动地区”。在党的成熟时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四清运动和“文革”中,竟如此红白不分,敌友我不分,这是令人难于理解的,不堪想象的!

4、部队和地下党也受株连:“文革”期间,陆丰军管会把我列为全县揪斗的重点对象。通知全县诬我是“以叶左恕为首陆丰叛徒集团”的首恶分子,各党支部、各大队都要发动写大字报,开批叛会深揭狠批。于是就把由刘志远、庄岐洲、郑万生、叶左恕等所谓叛徒分子和郑达忠、江水等同志所建立和领导过的陆丰人民子弟兵——海陆丰人民自卫队东北大队——东一支第六团诬为“土匪军”;把全陆丰的地下党都打为“地主党”、“叛徒党”。实在太谎天下之大谬了!现经陆丰县委落实政策查明陆丰地下党从来都没有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基本纯洁。并在1979年作出了平反决定。

尽管我本人及出身益生堂家族的所有至亲、同壕战友二十多人和他们的家属都受到“左”害的严重冲击和委屈。但他们都能相信党,从无怨恨、反悔,从无悲观失望,为非作歹。他们都能遵纪守法,积极工作或耕作。我村的其他受害同志也都表现良好,全村照旧无特务分子,也无新生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经得起党的严峻考验。虽然昂塘迁居台湾,侨居香港、海外的人不少,分布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益生堂家族的“地主仔”陆续避难过港的有十余人,而且有逃必成,必有所依。但全村受害的同志,不论在村内村外,却无一人逃港的。有的发现子女准备逃港,还即加劝阻⑽。

从益生堂家族由四代老辈反革命的反动世家转化为四代后辈坚决背叛祖宗,笃信马列主义,忠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为革命能经得起党的任何严峻考验的革命世家;从昂塘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杀亲之仇,对党具有深仇大恨的反动村庄转化为全村95%以上的人都拥护共产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新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成为全县参加革命人数最多,对革命贡献较大的红色先进村庄的等等事实看,就足以证明马列主义确实是战无不胜的,能够彻底改造人的灵魂——人生观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锋利的思想武器。也证明矛盾和阶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而且能够转化的。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富有“精忠报国”崇尚气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和“士为知已死”的忠义思想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其革命坚定性、彻底性一般是可靠的。所有过份夸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更加复杂、尖锐、剧烈,甚至要延续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的理论,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唯成份论,新原罪论⑾,以及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两重性中的动摇性、脆弱性一面强加为革命知识分子独有的本质的知识分子革命脆弱论都是脱离实际的、错误的。其实这些理论的实质,便是不自觉的阶级矛盾不可转化论的错误潜意识的表现形态。

我觉得毛主席晚年的悲剧,是由于他在建国以后,过份夸大了列宁、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过多人为地制造了扩大阶级斗争;颠倒了知识分子本质的两个方面的位置,忽视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坚定性、彻底性和大无畏自我牺牲精神的这个主要方面的基本品质,而把其次要的动摇性一面夸大为主要本质摆到主导位置上,便采取了疏排知识分子的态度。为了巩固祖国的红色江山和个人的领袖地位,于是毛主席便集古今中外各个阶级的各式阶级专政之大成于新中国,形成了最高度的集中专权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全面施行高度禁锢自封的政策,逐步“左”倾。从而就不可避免地把中国置于社会主义的严冬状态中,把全国人民在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朝气蓬勃,锐不可当的生机渐渐地冻结住了,窒息了。给党、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我们应该永远吸取教训。

当然,毛主席晚年的悲剧,主要是由于以他为首的党的领导层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毛主席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摸索过程中出了悲剧的。这对任何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说都是难于避免的。我们都应谅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不宜苛求。

附件:

故居留影说明(写在照片背面的)

故居“时雍楼”是益生堂家族的两座洋楼之一。建于清末民初,约二千五百平方米。是广东最早的三项钢筋水泥建筑物之一,材料来自巴黎。

故居留影非有所恋,只是借以说明:

一、世界观的改造全靠人类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理论。劳动改造世界观论,唯成份论,新原罪论,知识分子革命脆弱论,社会主义革命方式独一论,都是非科学的,非马列的,有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理论。

二、中共党员,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列主义战无不胜和人类社会必将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真理,务须全信无疑,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我国建成具有“两个高度”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否则,就会患政治神经衰弱症,就会建出具有旧中国特色的畸形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无法巩固的。

 

叶左恕

一九八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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