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在陆丰渡港记 – 陆丰宣传文化网

《陆丰文史》第一辑

周恩来同志在陆丰渡港记

发布者:lfxcw 发布时间:2015-06-30 16:54:42 阅读:3,084字体: | |

记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同志在陆丰

沈壁村搜集整理

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潮汕后,在汤坑一役,因敌我力量悬殊,遭到重大损失。十月四日队伍撤退到流沙,敌人随尾追击,形势十分危急。在流沙的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传达了有关土地革命等指示后,接着宣布从汕头及前线撤下来的领导人,分散返回上海,自己则随大部队挺进海陆丰。这时他已身患重病,发着高烧,从汤坑撤下来时,是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走的。同志们劝他先离开部队,他坚持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离开部队,要到海陆丰去,在那里树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于是,其他的人员,各自按指定的方向撤退,匆促离开流沙。

四日上午,在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向导下,周恩来同志跟随部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之后,到达陆丰的甲子镇。陪同周恩来同志同时到达的还有叶挺、聂荣臻等同志。

甲子镇离陆丰县城五十公里。而陆丰县城龟缩着张文俊(营长兼县长)一个营,碣石、河口各驻有小部分地方反动武装,其余广阔地区为农民武装力量所控制,敌人处境危难,他们悲叹:“不但无法进击,且成瓮鳖待烹之势”。甲子成为连日征战的起义军良好的休整集散地点,部队分散在甲场和旧衙门等处休息。周恩来等同志住于红楼(现在甲子粮管所内)。

按照流沙会议决定的方针:把应留下的人员留在海陆丰之外,其余的分散返回上海。撤离的人员除由甲子就地安排船只渡港,还分别在湖东、金厢等港口出去,周恩来同志于六日随留海陆丰坚持斗争的二十四师七十团团长董朗及他率领的部队,继续西下到南塘的建宁寨村。由于周恩来同志病情严重,继续发高烧,肠胃又不好,原已决定转移到香港的叶挺、聂荣臻等劝阻他勿随部队前进,而到香港去治疗。于是杨石魂找到向导,董朗率队离别了首长,率跌经南塘墟、潭头到博美的溪乾,然后由博美农民武装骨干孙阔祖带路,越过广汕公路,向西北进发,终于到达革命根据地……吉石溪的三江口。在这里受到中共东江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张威、刘琴西等的欢迎和慰劳。稍得休整之后,又经朝面山,开进大安洞,经过整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董朗任师长,这是南昌起义军正式抛弃“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树起“工农革命军”的大旗,红二师在海陆丰配合农民武装第三次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战斗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周恩来等领导人被湖东区团委书记黄万里迎接到湖东,在竹湖村的蔡氏祖祠下榻。这时已住在祖祠里等待去香港的还有一位姓李的起义军营长及部分战士,端午节在湖东一次战斗中受伤的区税收人员薛立龙也住在祖祠养伤。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同志等,展开地图,与湖东区黄万里、蔡其玉、薛宗芳等几位主要领导一起研究遣散起义军干部士兵的计划。他还看望了养伤的薛立龙,为他开了中草药方,教他消毒清理伤口,又送给两盒药膏,与立龙促膝谈心亲如手足,使立龙感动得热泪盈眶。

湖东区委把湖东港口所有可以过香港的船只租用。因为船少人多,只得分批运送。周恩来等同志,一方面不便在这样拥挤的情况下登船西渡,更因恩来同志身患重病,怕他经不住海上劳苦。于是决定不再在湖东等待而到金厢港治病之后出去。

南塘区的区委书记黄秀文是金厢人,杨石魂在一九二五年就认识他,由他来安排在金厢出港是再妥当不过的。于是在湖东安排了遣散工作和留给枪枝等事之后,第七天即十月十三日,由湖东区护送返回到南塘区的李厝乡。同时派人到南塘区找黄秀文。不料黄秀文已经带起义军徐成章团一百多人回到金厢去了,区的人员撤到附近农村。于是在李厝乡李妈良的油车间住下,等待南塘的消息。次日,前来接头的是南塘区商联会会长郑绪文,傍晚由郑绪文迎接到兰湖村。

兰湖村在南塘西南面十公里,碣石东北面十公里的山岭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哪里几个村落统称为“岭下”,比较偏僻,地瘦人贫,但群众基础好,革命热情高,村里的郑阿仲,是南塘区的财粮干部,周恩来等同志到兰湖后,便住在阿仲隔壁他的堂兄郑端阳的茅屋。次日阿仲的弟弟阿健带着杨石魂同志的信到金厢联系黄秀文,下午就得到黄秀文的回信,他表示要迎接周恩来同志等一行到金厢去,出港一切事情由他负责安排。磋商后杨石魂又通知他在金厢做好一切准备,十四日晚由兰湖出发,转移到金厢。这时,阿仲、端阳等找来了十多套唐装便服,各位领导人和警卫人员都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准备到金厢去。

周恩来同志住房的隔壁茅屋便是郑阿仲老母的住处。老人家非常慈祥,她热爱革命同志,对有病的周恩来同志更是照顾得无徽不至。当时已是深秋季节,早晚冷风袭人,周恩来同志发现阿仲一家连一件象样的被子也没有,床上只有一些破破烂烂的麻包袋,即将离开村子时,他把自己盖用的红色毯子送给老妈妈,并给阿仲一件军用虎皮毯子。老妈母子两怎么也不肯收下,经再三推让,最后才被说服收下。后来这两条毯子被传说成了神品,说土匪来了我们盖上它,就不会被发现,又说上山露宿时,毛毯的周围一米内没有露水,老少盖后康安快活。

十五日晚,半圆的月亮悬在天边,周恩来同志坐上用竹椅做成的轿,由兰湖村青年郑妈葵、郑妈均、吴成等抬着。郑阿健走在前面带路,其他人员护送着向金厢方向走去。刚走近过路溪村时,突然阿健迅跑回来报告说:“前面有敌人,约有几十人从右侧面走过来。”叶挺同志立即指挥,利用地形让恩来同志的轿子隐蔽在大石后面,其余武装也全部隐蔽,做好战斗准备,监视敌人的行动。一会儿,果然约一个排的反动武装从大塘村方向出来,通过前面的大路向碣石的方向扬长而去。敌人过后,大家又迅速赶路,到达大岭顶的时候,金庸区的农民武装十多人已在岭上等候。周恩来等同志立即被接往黄秀文的家乡——黄厝寮村。

黄厝寮是碣石湾海边的一个小村,往北四公里是金厢墟,往南十五公里是碣石镇,村后是大岭,通往东南各区,与县委东南交通站所在地溪碧村,只一岭之隔,约七公里。周恩来等同志,被安置在秀文新建的靠山边的一座三间过房子居住(这座房子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反动派烧毁),由秀文的父亲黄依成专门料理客人的生活。第二天当他被介绍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麻烦你了黄大叔”。随着交给二十多块大洋,风趣地说:“我们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二毛钱,你老人家就按这个标准给我们当管家了。”

当黄秀文接到南昌起义领导要在金厢渡海去香港的信件后,一方面布置接待和寻找船只,一方面报告在溪碧村指挥东南工作的县委宣传部长陈谷孙。由于船只一时难以搞妥,加上碣石镇驻有保安团,周恩来同志的病急需争取时间医治,高明的医生无法请到,安全保卫工作不够妥当。陈谷孙便决定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到溪碧去,在那里一面治病一面待船。

十七日,陈谷孙到黄厝寮,迎接周恩来等同志到溪碧村去。

陈水珠是溪碧村的一位热心革命的农民,他在农会积极分子中,年岁最大,办事积极公道,人们尊重他称他水珠叔(大革命失败后不幸被反动派杀害)。周恩来同志到溪碧村后,医病和生活方面都得到他很大的帮助。他曾建了一间新房在村的后头,几年没有搬进去住,只作为柴草库房半空着,陈谷孙以为这个地方幽静,又是闲着没住人,便去向他借给客人住。本来平时要他帮忙的事,只要他办得到,无不有求必应。可是借房一事一提出却意外地遭到他的拒绝,闹了一场误会。他说;“别的什么事我会办到,那间房子不能住。”

“反正房子闲若……”

“我们自己不敢住,那能让客人住!”

“你聪明一世,蒙懂一时,房屋没人住,不通风不透气更容易坏的。”陈谷孙以为他珍惜房屋不住人而开导说。

水珠叔知道他误会了,神秘地把嘴巴凑到陈谷孙的耳边小声说:“不干净。”

陈谷孙说:“大家一动手,一下子就打扫干净了。”

“有圣人作怪。”

陈谷孙哈哈大笑说:“那也好,让共产党的大将军把它赶得一干二净。”水珠叔无可奈何,只得将房屋收拾给周恩来等同志住。后来他们自己也搬进去住,说周恩来住过,“鬼屋”已变成吉宅。

距离溪碧村六里路有一个大塘村,是卢姓的大村庄。村里有华侨建设的一个小墟,墟内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医德好的、医术高明的老中医卢阔,人们称他“阔先”。陈谷孙接周恩来同志到溟碧村医病,就是盘算请“阔先”来诊治。但是大塘情况复杂,外面又是所谓“兵荒马乱”,在一般情况下,“阔先”是不出墟门的。要请他到溪碧村医病,更是难上加难。而陈谷孙却胸有成竹,他知道陈水珠与“阔先”来往甚密,就请他去完成这个任务,但又要求不能走漏给谁医病的风声。水珠叔佯装慌张着急地到了“阔先”药店,便称家里人得急病,非请他亲自出诊不可。阔先出于世交的感情,也就没有二话跟他到溪碧村来了。

为了使周恩来同志的病得到系统治疗,又避免他在溪碧村医病的风声泄漏,就说服了“阔先”暂时不要回大塘,留在溪碧村给周恩来医病。水珠叔也半开玩笑地劝说:“我们诚实交情一世,我水珠说谎只这一次。”“阔先”深明大义,也就应允了。他诊断之后,开了药方,再由水珠到大塘墟买药,并对“阔先”的家属说家里人得的奇难杂症,需要老先生留下几天。这样就解除了“阔先”家属的忧虑和不安。经过老医生三四天的精心诊治,周恩来同志的病情有明显的好转,热退病除,精神爽快,大家的忧闷情绪一扫而光。二十一日,黄秀文落实船只的报告飞来,说三天内船可靠岸待命,大家更是欢喜非常,二十二日下午,陈谷孙等又送周恩来等同志到黄厝寮。

船,是一条五吨位的,名为“彪刀”运输船,是洲诸村农民武装战士黄明东奉黄秀文的命令到海丰县海埠墟(又名池兜)雇来的。全程的租金一百个大洋。二十三日晚上,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南昌起义领导人和杨石魂、徐成章和警卫人员十多人,从黄厝寮出发,向海边方向走了四里路到达洲诸村町头,先登上小舢艇驳上“彪刀”船,黄秀文送首长上船后正要下小艇,杨石魂挽着他的肩膀说:“你也一起到香港去,你是地方人,各方面比较熟悉。”黄秀文在这种情况下,就同船西渡,晚上八点起航,乘着强劲东风,船如插翼,第二天东方露白就到达香港。

【附记】

关于周恩来同志在陆丰这件事,多年来传说不一,议论纷纷,有正确的说法,也有荒谬的传说,以致谬种流传,给历史制造混乱。

我在读中学时曾听过片断的有关故事。一九五七年参加庆祝海陆丰苏维埃三十周年活动中了解到一些历史材料,后来又参加编史修志工作,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有关材料,手中掌握了一些兵体素材,也曾发表了周总理的故事。“文化革命”后就下了决心要把周总理在陆丰的事实整理出来。

自觉搜集有关素材是一九五七年开始,至一九八四年。中间除了“文化革命”时期和工作关系无法深入渊查约共十三年,前后躺了十四年。总理到过的路线、乡村反复访问调盘,有的地方如金厢黄厝寮、兰湖、溪碧、湖东各去过五次以上。访问的对象除普遍调查的普通老人之外,主要的有黄秀文,与他一起到东南各地开座谈会一次,同他研究、核对,听他重述十多次。此外曾访问过的革命老人如兰湖村郑阿仲、郑乔、郑嚷、郑五宰、郑圆;湖东的薛立龙、蔡鸿勋、陈汉、卓木技;甲子的林拱、黄俊、徐创容、张旺;南塘的郭长合等。有具体材料的达五十人以上。又参考了有关回忆录、历史年表、报刊杂志有关材料。在这基础上整理出这个史料,虽不敢说绝无讹误,但感到大体史实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在具体事件问题上,还难免有错漏,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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