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丰市作家协会

作为村的深圳

发布者:lfxcw 发布时间:2015-08-17 17:32:08 阅读:1,138字体: | |

陈再见

怡华村

我二哥在怡华村开了多年的小商铺,具体有多少年了,现在连我二哥自己也算不清楚。我就用“很久很久以前”来表述吧———很久很久以前,暑假,我和弟弟坐长途客车到深圳,那时还没有深汕高速,客车跑的是低速,弯曲、坎坷,还漫长。大概要一天时间,我们才在夜幕中看见了灯光。我们不知道那些灯光是不是深圳的灯光。弟弟是个灵活的人,他问了身边一个中年男人“:大哥,深圳到了吗?”“到了,这是松岗。”那时也不知道深圳有多大,只知道到了就是到了,跟去镇上去县城差不多。谁知从松岗到新安(当时叫县城)还有那么漫长的路程,当然路是好走了,现在知道,当时走的便是 107 国道。我和弟弟都提着心看窗外,窗外的灯火越来越璀璨,我们却无心看风景,心里面担心的是会不会坐过了头,因为来时家人有交代:千万不能坐过了头,县城再过一点就是南头关了,是市内了,是要证件的。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证件,甚至连身份证也都没办,我们怕一不小心碰到了枪口上,像两块五花肉一般被提着去坐牢。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对于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我和十三岁的弟弟来说。

弟弟几乎没隔几分钟都要问一次乘务员:“宝晖大厦到了吗?”———来之前二哥在电话里嘱咐我们在宝晖大厦下车。乘务员是个性子不怎么好的中年妇女,面对一个毛头小孩烦人的询问,她总是高声回答“:没。”就一个字,没任何多余的解释,比如还有多久,或者是到了我自然会叫你。如果有那样的话,我们也大概可以放下心来。她一个个“没”,一次次地把我们的心放下又提起,随着奔跑的客车漂浮在半空。弟弟问得多了,乘务员干脆连“没”也懒得回答,她就趴在座位上假寐,任凭弟弟怎么问也叫不醒。客车在奔跑,一车人仿佛都睡着了,谁也不会告诉我们到底到了哪里。我们都快哭了。

客车终于在多次的停靠中,随之喊出一个声音“:喂,你们,宝晖大厦,下不下?”是那个假寐的乘务员,她终于准时地醒过来了。我和弟弟几乎是跳起来的,每人背着一个大包,下了车,我们还从行李舱里拖出两大袋东西———那是家里捎给二哥的番薯和花生。我晕车,路上已经吐得不行,一下了车立马便找了块草地坐下去。于是,灯火中,我看着弟弟把两袋沉重的东西扛上路边的草地,嘱咐我看好,他便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纸条———那里记着二哥的电话,穿过天桥底下的过道,去找公共电话。我听从弟弟的嘱咐,坐在草地上,看守着一袋番薯和一袋花生。周围的灯火很亮,我抬头看见了宝晖大厦,很好的楼。附近是一座立交桥,轰轰的汽车跑过的声音逼在耳朵边叫着。我还看见了对面的大楼,和一个开阔的广场,后来我才知道那里便是都之都广场。期间,有好多开摩托车的人停到我身边,问我去哪儿。我不敢回答。说实在话,我感觉害怕,那种在陌生环境里的恐慌感。

没一会儿,二哥和弟弟一起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二哥开着一辆摩托,我还记得那是一辆红色铃木。二哥便把我们带到了怡华村。没多远,只记得拐了几个弯就停下来了。所以至今,一说起怡华村,我立马想到的便是宝晖大厦,虽然它们没什么关联,但在我的印象里,却是一体的。记忆留下的痕迹有时可以篡改现实。

在二哥的小商铺里,二嫂为我和弟弟各泡了一盒方便面。在村里见过的方便面都是塑料袋装的,我们叫鸡切面,一包五毛,买来生吃,格叽格叽响。那天竟吃到盒装的,还用开水泡了吃,第一次,我们两兄弟都有些惊讶,蹲在商铺门口吃了起来。我头还晕着,没能吃完,剩下的都倒给了弟弟。那时我感觉弟弟是一个需要吃很多的男子汉,他看起来比我高大,比我壮实,也比我灵活,胆子也大。我甚至也察觉到,二哥二嫂对弟弟的喜欢多过我。也难怪,在商铺里,不到两天,弟弟就能帮上忙了,进货搬货,他比二哥的力气还要大,他竟然还知道一瓶可乐多少钱,双喜牌的香烟有哪几种;而我,更多时间只是在一边看着,愣愣的,想插手帮忙,插不进手,真插手了,也没帮上,反而碍手碍脚。好几次,二哥跟我说“:你一边坐着吧。”听语气,虽也不那么明显,但能察觉他的厌烦。

于是我乖乖地坐到门口去,开始了我对怡华村的观察。我先看的是门口路上来来去去的人,我弄不清楚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在怡华村里生活,却互不相识,见了面谁也不会停下来跟谁打招呼。这样的人群在早上和傍晚最为频繁,他们大多穿着一样的衣服,且女孩子居多,早上从怡华村的各条巷子里出来,三三两两,然后汇聚一起,成为一股大人流,经过二哥的商铺,其中有些会进来买个面包买包饼干什么,作为早餐,一边走一边吃。他们朝南边走,那儿有一条横过去的马路,路的一端便是宝晖大厦边上的立交桥。他们需要越过马路,马路中间有栅栏,铁的栏杆。于是他们一个紧挨一个翻越过去,几乎把整条马路都占领了,来往的车辆大声地摁着喇叭。他们也不急似的,就那样一个个翻越过去。仔细看,能看出那些刷了白漆的栏杆其实都已经被他们的身体长久地磨蹭而脱了色。他们去干什么呢?当时我不是很清楚。我还不知道“打工”这样一个概念。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马路对面天虹商场的员工;后来也都知道,怡华村里租住的几乎都是天虹商场的员工。他们为什么要翻过马路到怡华村租房,就因为一点:怡华的房租比较便宜。

除了天虹商场的员工,还有一些人给我留下了印象。二哥的商铺对面有一家电子厂,现在想来是个小厂,员工不多,他们穿的衣服就没有天虹商场那些人好看,要更底层一些,也乐意光顾二哥的生意,一下班,几乎都涌进商铺里来,买什么的都有,男的买烟,女的就买那种一包包麻辣的东西,然后坐在店门口的凳子上,边吃边聊。他们几乎把我围在了中间,他们不知道我是店里老板的弟弟,他们甚至以为我是他们其中一员,只是惊讶于我为什么没穿工服“,刚进厂的?”有人这么问。当然,他们没让我感觉害怕,我只是有些好奇。有几个人,我却看着就怕。他们来的时候总是脏兮兮的,大声说话,“老板,来一瓶青岛。”他们钱都包在塑料袋子里,掏出来,湿湿的,然后一层一层地揭开,最后才露出那些干燥的钱财。他们把酒顿在桌子上,剥着花生,喝了起来。喝到半途,才发现我就坐在他们身边,他们立马表现出厌恶,要我滚开。二哥说起过他们,都是建筑工地的,那时宝安体育馆刚在建,怡华村便多了他们沾满泥浆的身影。

好多年后,我到了深圳打工,二哥还在怡华村开铺。二哥开了这么多年的商铺,一直不见长进,除了商铺比以前丰满一点,他并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二哥后来也没什么野心了,他想就这么一直在怡华村住下去,靠那么点生意养家倒不是问题。这些年来,怡华村似乎没什么变化,除了通了地铁环中线,还有就是商铺前的工厂搬走了,装修成了国宾酒店,其他还是原样。我隔一些日子会到二哥的铺里坐会,看到门口的路上还是进进出出很多人,但穿一样衣服的人不见了,一是工厂没了,二是天虹商场的员工也不在怡华村租房子了。听二哥说,现在的怡华村房租很贵,尤其是通了地铁后,别说商场的员工租不起,二哥都感觉吃力了。

南昌村

前不久,我特意到南昌村走一趟。我在那里住了三年,2007 年到 2010 年。我对那里有感情,每一条磕磕碰碰的巷子,每一个店铺,菜市场,商场,黑网吧,修单车和配钥匙的地方,吃早餐的沙县小吃店。

三年,在南昌村,我换过三个出租屋,从八楼一直住到三楼,住得最长的是十巷七号。我曾以“南昌村十巷七号”为题写了一首诗歌,至今都还记得那诗是怎么写成的———我在阳台上铺开写稿本,看阳光从楼与楼之间照下来,一架飞机从头顶掠过,声响很大,像是有人拖着竹扫在屋顶奔跑。我突然很想写下当时的感慨:如果是站在飞机的高度俯瞰,所有住在出租屋的人们,那么多的打工者,其实都是井底之蛙。如此巨大的蛙群汹涌而出又汹涌而进,是壮观还是怪相?或者说,它们传达出去的是审美,抑或是恐惧。

搬到南昌村之前,我已经在电子厂做了几年。从第一次在怡华村见到电子厂员工,和他们身上蓝颜色的厂服,到我自己成了一名电子厂员工,期间大概过了十年。十年的时间,我似乎没多大变化———无非是长高长大而已,深圳却让我感觉陌生了。之所以搬到南昌村,完全不是自愿,是因为所在的电子厂搬迁,它要搬到厂房更便宜的地方去。电子厂搬到了宝安大道边上的华丰工业区,当时的宝安大道还没修好,到处尘土飞扬,一到雨天,简直就没法走人。所以下了班,我们真不知道去哪里好,整天呆在工业区里,宿舍里,印象里工业区之外就是一片荒野。后来有人引导,才知道边上就有一个叫南昌村的地方,有商场有网吧还有服装店。当然,更多的是出租屋。

那一两年,我经历不少事,其中一件便是结婚,至今我都对当时为什么那么贸然结婚而纳闷。那时似乎就一个想法,早点成家,或许会是另一种人生。事实上我对自己失望透顶,对所谓的前途更是摸不着方向。我天真地以为结婚会是一个激发自己的好方法。谁知结婚后,一个住的问题便把我难住了。我再也无法住在宿舍里,而出去租房,便意味着我每个月要多花几百块,以供房租。但也没办法,我还是到南昌村找了房子,不贵,一个单间才两百块钱。我有些兴奋,第一时间便带着妻子去看房,小夫妻俩着实激动了一把,心想:从此有家了。

我搬到南昌村时,南昌村还一片萧瑟,至少航城大道还坑坑洼洼,南昌公园还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住着收垃圾和乞讨的人群。一直到我搬走,那地方才被铲平,但好长一段时间也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封闭荒地。当时公园对面的佳盛商场还没有,商场的前身其实是全一电子厂的旧厂房。我每次从那儿经过,都能遇到大批的全一电子厂的工人。全一是个大厂,所以我看着大厂的工人,不免有些羡慕,心想自己是否也能成为里面的员工。几年后,我认识一位文友 L,问起住处时,他随口一答:全一电子。我对 L 便有了一种亲切感,或许我们曾经面对面,我们曾经擦肩而过。我甚至还羡慕过他的工服。几年后,我们相遇,一起说起全一老厂房的往事。这些都是生活的奇迹。

好长时间,我就住在十巷七号,那栋老楼至今还在。上次重返,我故意到楼下一看,希望能再次看到那个善良的房东。相比而言,那真是一栋旧楼房了,墙面贴了红瓷砖,与左右的新楼房都区别了出来。似乎我当时租房,便是喜欢它与周围的不同。不同不是颜色,而是新旧,新楼房贵,旧楼房便宜。当时就挑便宜的房子租,不在乎其他,楼层高可以慢慢爬,门禁不好屋里也没啥贵重东西,不怕。

巷子里有桌球场和理发店,楼的拐角处有个修单车的老人在摆摊,他习惯的动作是窝在那里,看起来不像是修单车的,倒像是在乞讨。我那时经常叫他补单车胎,一次 3 块钱。我那辆单车越到后来,几乎每隔几天就要瘪一次胎,我厌烦了它,可当它有一天不见了,被小偷扛跑了,我却像失去亲人一样难过。那时我就靠着单车去华丰工业区上班,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买报纸和杂志;楼下对面是一个理发店,门口老坐着几个妇人,她们手里各捧一个盆,做着从附近工厂拿回来的手工。谁从巷子里经过,她们也不会看一眼。我重返南昌时,看见她们还在,我真希望她们能看我一眼,甚至认出来,我便是住对面楼上隔几个月会到理发店里剪头发的小伙子———后来就不见了。但我失望了。再怎么样,我都是一个过客,和她们一样,即使以一个造访者的身份重返,我依然没办法得到一点优越感。谁又知道我曾经就住在南昌村呢,除了那个房间里留下的我在墙上的笔迹,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深圳的村,同样是村,乡村的村添头猪跑只羊都是件事,南昌村走个人来个人,谁也不会过问来自哪里去向何方。这是现实。

之所以重返南昌村,心里有怀故的意思。这种小情感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不应该被嘲笑。那些几年前去过的地方,比如坐过的草地、吃过的饭馆、经常买杂志的报亭……它们像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除却时间之外的空间意义上的印记,任何时候见到,靠近,都仿佛能让时光倒流,重拾当年的情感。我对南昌村感情颇深,无他理由,全源于那儿是我文学之路的开始。2008 年,北京奥运,我和妻子看着赛事,我对妻子说:“下一届奥运会,我可能是个作家了。”妻子大概不会记住我这自大的预言,但我记住了。今年伦敦奥运会,我特意提起,结果招来妻子的质疑。

十巷七号的隔壁刚好是南昌村的夜市,我那时从窗口便能俯视整个夜市的闹热———我至今记得从航城大道那条河的方向吹过来的风带着污水的臭味夹杂着夜市烤鸡翅炒米粉孜然粉伴油烧焦的味道,就那样一阵阵地吹进我家阳台。那个境地,如今想来,似乎注定是一个弄文学的环境和氛围。

我总是在深夜下楼,穿过几条巷子,钻进那些隐藏起来的黑网吧。别人上网是去打游戏看电影聊 QQ,我呢?带着一本记事本,正一字一句把写好的文章敲成文档。我如此怪异的举动惹来了不少好奇的目光,甚至有网吧老板以为我在搞什么破坏而拒绝我继续上网。于是,我抱住记事本再穿过一条黑暗的巷子,来到另一家黑网吧。南昌村总有一家黑网吧会耐心地让我打完记事本里那些潦草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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